当足球遇上社会学：为什么宏大理论读不懂你的
所谓“文明化研究”，指的是以《文明的进程》为代表的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系列研究。埃利亚斯对近代西欧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文化变迁做了深入探讨，一步步描述了近代西欧由上至下的社会和自我控制的加剧，从而揭示了西方社会的“文明”状态并不是天生就有的道德感，而是中央权力垄断不断加强、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不断发展，经过一个漫长的社会演变才形成的。不熟悉埃利亚斯作品的读者可以将其理解为用历史方法重新讲述弗洛伊德主题提出的心理控制机制，即现代人自我心理状态中的冲动-控制这一对辩证法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
不过，不同于《文明的进程》当中充满细节的历史分析，该书的前六章并没有一步步推导出结论的逻辑过程。它所提出的“型构相似与互补”，并不是因果或历史性的论证，不涉及机制或者过程分析，更像是一种基于共同心理状态的形式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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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兴奋》共十章，前六章主要由诺贝特·埃利亚斯所撰，借文明化研究的成果引出体育运动研究当中的潜在命题，后四章则是聚焦于体育运动这一主题尤其是对以英式足球为代表的现代职业体育比赛做了型构社会学分析。
文明化研究的封装和搁浅
该书的前六章，基本是站在埃利亚斯的结论之上展开的。作者试图说明的是，在文明化过程发生的同时，欧洲体育运动其实也经历了类似的“文明化”：变得更复杂、更专业，也更克制。另一方面，体育比赛也成了现代人释放被压抑冲动的一个窗口——人们可以在这里追求刺激，但又不会超出社会接受的限度。前者被称为体育与文明化之间的“型构相似性”，后者则是“型构互补性”。
译者: 何江穗
学界对《文明的进程》的赞誉建立在其扎实的文献基础、创新的视角与持久的启发性之上，因而并无虚言。从时间上看，埃利亚斯先做了文明化过程的研究，后来才系统提出“型构”这套方法。所以，以《追寻兴奋》为代表的阐发型构社会学的一系列作品，其实可以看作是对《文明的进程》的方法论总结。比如，埃利亚斯强调型构社会学注重“整体性”，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硬拆成政治、经济这些分开的部门来考察；再比如埃利亚斯认为型构社会学超越了“数量vs质量”“主体vs客体”这类争论，是一种更能把握具体历史社会形态的研究方法。确实，文明化研究既宏大又细致，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社会学的争论。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与之相关的是，宏大理论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不能只摘取形式而忽略内容。理论的形式原本是为了回应具体的经验问题而产生的，因此，如果研究者想借用它的形式，就必须同时关注经验层面的差异，尤其是从宏观转向更微观的研究时。如果只剥离形式、忽视原本的宏观历史过程，那么分析就很容易变成空洞的自我循环，除了不断复制形式之外，并没有真正的进展。我们要意识到，理解宏大理论和亲自考察现实之间是有鸿沟的。没有哪个理论能解释所有社会问题，即使用宏大理论来给自己的研究“贴金”，理解和研究社会终究还是一个需要切身实践（hands-on）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很多社会科学家嘴上总挂着“主体性”，实际上却心甘情愿把理解现实的任务交给了前人的智慧。
该书的后四章更直接地运用了型构社会学的方法。在第七章中，埃里克·邓宁把现代体育中那种“特别认真”“追求成绩”的倾向，解释成工业化和国家形成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依赖链变长的结果（《追寻兴奋》第304页），本质上是“他者导向”的心理状态和来自结构的压力的增加。第八、九章中，他用小群体内部自我循环、不断强化的型构特性，去解释体育中为什么始终存在暴力——比如缺乏暴力垄断、社会分化明显、依赖度低、竞争激烈、男性气质的强化等等，这些因素会互相加强。最后一章则把类似的逻辑运用在对“体育中的男性气质为什么能持续存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
《追寻兴奋》就是这样一本论文集，其中的论文多数为两位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埃里克·邓宁在20世纪60、70年代关于体育运动（尤其是英式足球）的期刊文章。诺贝特·埃利亚斯是二十世纪享誉盛名的社会学家，其成名作《文明的进程》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社会学的走向。《追寻兴奋》是两位作者将文明化研究和型构社会学方法拓展至体育运动研究的尝试。负责任地说，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埃里克·邓宁的导言和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前言充分理解本书的核心论点：“受控制的兴奋构成了体育运动所带来的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作者: [德国] 诺贝特·埃利亚斯 / [英]埃里克·邓宁
当我们在球场上为进球嘶吼，沉浸在纯粹的感官刺激中时，社会学家却在冷静地分析进球背后的“文明机制” 。实际上，用宏大理论来解释体育总是充满诱惑力：它许诺能从汗水与碰撞中提炼出人类社会的运行准则，将瞬间的激情升华为一种持久的普遍性。
再看后四章，邓宁对“局部纽带中暴力产生的机制”和“功能纽带中暴力限制的机制”所做的型构分析，就完全倒向了这种纯粹形式推导。作者先反驳“体育变得更暴力”的观点，提出“体育总体上更文明”的反题，然后用很少的篇幅，画了两张网络图来展示那两种“动态机制”。型构在这里变成了一堆内部自洽的属性组合：在暴力频发的型构中，属性包括“缺乏有效的国家控制”“男性主导”“母亲为核心的家庭”“缺乏成人监督”等；而在抵制暴力的型构中，属性则是“稳定有效的中央控制”“性别平等”（但愿如此）“平等家庭”“成人密切监督”等。这种分析显然很荒谬：属性之间是静态的、忽视变化的、自我循环的和同语反复的——对体育暴力的分析完全成了一场基于形式特征的几何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形式变成了唯一的实在，而经验现实只是形式的复制品罢了。
《我，花样女王》剧照。
版本: 译林出版社
换句话说，型构社会学——如果它真是对文明化研究方法的恰当总结——它的解释力其实是扎根于具体历史情境的经验分析中的，靠的是研究者的视野、对细节的把握，还有对偶然与变化的敏感。所以型构社会学只能是一种开放的“启发法”，而不是一套机械的方法论。而像该作那样试图把它方法论化，反而消解了文明化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把经验观察封装成了本体假设，把形式分析当成了唯一的实在。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对该书进行评述。首先，笔者将把该书的内容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进行简要概括，同时介绍一些关键概念；其次，会说明该书如何在深入主题的过程中逐渐使自己的理论搁浅；最后，笔者将进一步讨论社会科学学者和普通的读者该如何面对宏大理论。
这本书的前六章就是这种错误的典型代表。埃利亚斯和邓宁几乎就是把文明化研究的主题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体育领域，把现代社会心理与结构之间的张力直接套用在体育运动中。作者一边说“体育研究还没进入主流社会学视野”，一边却硬把体育现象塞进“心理-结构互构”这个预设框架里。与其同语反复地说“体育让人兴奋是因为它让人在控制中追求兴奋”，不如去问“这种兴奋到底是怎样和一些具体实践、系统、结构联系起来的？”或者“不同主体的心理、行为和他们之间的型构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才更接近文明化研究原本要回答的问题。而把理论和方法封装的结果就是：任何新的经验都不重要了，本体预设已经画好了要射的靶。
《文明的进程》
2025年4月
本文对文明化研究被“封装”的批评，也揭示了这种“常识社会学”是怎么运作的。笔者想用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说明：别把大船开进浅水区。舰船是一个复杂且成功的物理系统，但不是万能药。如果硬把它拖进吃水不够的浅滩，那些被封装的理论要素不仅派不上用场，还容易让整条船搁浅。问题在于，作为研究者或读者，我们到底该怎么对待宏大理论？
2003年10月
《追寻兴奋》
最后，对于所有的宏大理论的读者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宏大理论不能指导生活。拉图尔著名的实验室研究提出了“黑箱”的概念，当下社会科学对平台和数字问题的研究对这一概念多有延伸，但对社会科学知识来说，“黑箱化”其实释放出一个更危险的信号：不管是吹捧还是解构宏大叙事，一旦理论被封装成符号、立场变成指导原则，我们就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如果说自然科学在仪器和图表中被“黑箱化”，那社会科学中滥用宏大理论的做法，已经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变成了黑箱。理论不应该主导生活，保持开放和启发虽像一场冒险，但有趣和不安本就一体两面。如果我们还想要自由——不管是学术上的还是生活中的——那它一定来自我们愿意在不确定中，亲自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